根据中国足协章程、注册管理规定以及相应联赛级别的准入规程，职业足球俱乐部要想参加足协举办的某一项赛事，需要满足对应的条件，首先俱乐部要完成年度注册，同时在赛季开始前经过足协准入审查，只有通过准入规程要求的俱乐部才会被允许参赛。同时为加强联赛管理，足协在规程中也制定了中期审查，以维护联赛秩序和球员的权利。

涉案两家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意味着，在这一赛季的剩余比赛中俱乐部没有参赛的权利，结合本案来看，中乙联赛委员会在处罚通知作出后，下发了工作安排，对比赛比分、红黄牌、纪律处罚及停赛、球员转会、赛区组织和附加赛等方面做出了规定。从表面看来这对俱乐部而言并没有产生影响，只是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而已。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从俱乐部设立的目的加以分析，公司从发起设立开始，已经产生了支出成本，目标就是要产生回报。而根据国内现实来看，俱乐部背后的投资股东背景不一，实际运营情况也层次不齐，据公开的报道显示，即使像中超级别的俱乐部，也仅仅只有两家盈利。那涉案中乙足球队会有盈利空间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俱乐部从事商业活动，从球员的购买、场地租赁，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市场开发，广告宣传等都需要签订商业合同，当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后，其法律实体依然存在，正在履行的商业合同可能面临无法履行的违约风险。举例而言，俱乐部的冠名商因此会失去合同剩余期内的冠名宣传，不能达到合同目的，合同面临解除风险，俱乐部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因此，俱乐部要想一直在这个游戏序列玩耍就要尊重游戏规则，注册资格就是加入游戏的门槛，俱乐部被踢出局在商业活动中同样面临法律风险，而非像普通游戏玩家一样，关机下线即可。

事实上，国内俱乐部的运营并非想象中那般市场化，因此上文提及的纠纷，更多的是内部处理掉或者出于种种原因根本不会发生，俱乐部面临最大的法律问题是欠薪的处理，这一部分笔者将在后文加以说明。

二：从球员来看

球员的法律地位在学界一直饱受争议，按照我国职业分类大全的划分，运动员应当属于劳动者，人社部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明确了职业球员的劳动者身份，球员合同是劳动合同。同时根据足球俱乐部企业处理规定，球员是技术资产。因此，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，受劳动法的保护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球员被拖欠工资、奖金等情况下，应当如何解决呢？按照上述大前提，球员应当依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，根据劳动争议解决的法定前置程序，诉诸至相应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。然而，从行业自治的理论出发，行业内的纠纷解决采用行业内的特殊方式是被国家法认可的，同时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具体操作，例如在医疗行业存在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，在淘宝网店存在淘宝仲裁等。那么体育行业自治在足球领域就体现为，球员和俱乐部的纠纷应当由足球行业内部仲裁机构来加以处理。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正是处理足球行业内部纠纷的机构，已经存在了数年有余，一直发挥着处理行业纠纷的积极作用。这一机构区别于我国《体育法》第33条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，因为根据该条，仲裁机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应当由国务院另行规定。显然，足协仲裁委员会并非国务院设立，那么由此可以看出，足协内部仲裁对案件的处理并不与纠纷的司法处理途径产生冲突，言下之意，球员的民事诉权并不因为强制仲裁而灭失。

结合本文涉及的案例，根据新闻报道显示，涉案两家俱乐部的球员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内部仲裁程序，那么当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后，仲裁案件该如何处理呢？根据上文的梳理笔者认为，俱乐部取消注册资格意味着行业内部仲裁机构无法对其进行管辖，球员可以按照法律规定，诉诸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。

（The End）

作者介绍

Mike，体育法学生。

周童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

罗红 湘潭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

王荣亮 内蒙古大学博士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